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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的人文起源与发展

王建荣
  古往今来,在大量文学作品中,经常出现酒,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,古今小说中人物豪饮的“海量”更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,那么,酒是何时产生的呢?古人有那么大的酒量吗?古代的酒与现代的酒有何区别?本文试从人文的角度分析探讨,以示我国酒文化的厚重。
    一、酒的起源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课题
  我国古代对酒的起源有许多说法。据《吕氏春秋·勿躬》和《世本》记载,仪狄作酒的说法流传后世。在医书《素问·汤液醪醴论》中,更有人文始祖黄帝与岐伯关于制酒的对话。而比较著名的还是杜康或少康造酒说。当然,这些都属于人文传说,同火的使用一样,酒也绝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发明。
  西晋江统在《酒浩》中说:“酒之所兴,肇自上皇,或云仪狄,一曰杜康。有饭不尽,委余空桑,郁积成味,久蓄其芳。本出于此,不由奇方”(《古今图书集成·食货典》)。他认为,煮熟了的食物丢在野外就会变成酒,而不是某一位古人所发明。这种见解无疑否定了“仪狄始作酒醪”之类的说法。
  我国古代亦不乏自然发酵的记载。袁翰青先生在《中国化学史论文集》中曾列举了周密《癸辛杂谈》、元好问《蒲桃酒赋·序》、刘祚蕃《粤西偶记》中关于古代山梨,葡萄久储而自然发酵成酒的记载。
  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后,谷物自然酒化现象的记载也不乏文献。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中说:“清醠之美,始于耒耜”,认为制酒与农业生产同时生产。我国造酒起源很早,大约在新石器晚期就较普遍了,这一点,可以从考古发掘中找到旁证: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就曾出土了大量尊、壶、斝、盉、杯等陶制酒器。
  在我国文献记载中充分反映出殷商时代造酒是十分发达的。殷人嗜酒之烈,在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。《尚书·微子》、《尚书·酒诰》、《诗·大雅·荡》中,充分反映出殷代统治者是因沈酗于酒而亡国。西周铜器《大盂鼎》铭文中记有“唯殷边侯甸,雩依征内,避率肄于酒,故丧追祀。”从殷代青铜酒器被发掘出来的品种与数量,也可以证明殷商时嗜酒成风,且造酒也十分发达。
  二、古来有曲造酒,糵造醴之说
  按现代理论分析,酒是含有酒精即乙醇的饮料。各种各样的酒,其制作方法,大致可分为酿造酒与蒸馏酒两大类。但无论哪一种酒中所含的酒精,都是由糖类(如葡萄糖、麦芽糖等)经过酵母菌的发酵才会产生。
  野生的水果中含有糖,假如遇到自然界中存在的酵母菌,就会通过自然发酵产生酒精;各种粮食作物中的淀粉也是这样,经过大自然中所存在的某些微生物糖化,谷物发芽时自身也会产生糖化酵素,糖化后的粮食作物再通过酵母菌即可酒化。因而,水果或谷类作物自然发酵而成为酒,这种现象是正常而又不难见到的。
  远古时期的人们发现了这种食物酒化的现象,经过长期观察,并不断总结,逐步就会有意识地造酒,并总结出造酒的技术。
  从甲骨文中分析,殷代已经以黍为主要原料,用“糵”作为糖化剂酿造甜酒“醴”,和用曲作为糖化剂与酒化剂酿造香酒“鬯”(详见温少峰、袁庭栋《殷墟卜辞研究———科学技术篇》第八章第五节)。
  糵,即发芽的谷物种子,它所含的糖化酵素可以促使淀粉水解为葡萄糖。我们的祖先曾长期用以生产麦芽糖(即饴糖),殷周时也用作制酒工艺的第一步。这种方法生产的醴是一种甜酒,酒味不浓,因而后来就不再生产。《天工开物》卷十七中记有“古来曲造酒,糵造醴,后世厌醴味薄,逐至失传,则并糵法亦亡。”
  曲,是一种既含有富于糖化能力的丝状菌毛霉,又含有富于酒化能力的酵母等多种微生物的淀粉块。曲的使用,是我国古代在微生物利用上的重大创造。曲可以使淀粉的糖化与酒化两个步骤同时进行,直接将谷物变为酒,这就是近代所称的“复式发酵法”。
  《尚书·说命》和《礼记·月令》中都有“曲蘖”的记载,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有“曲”的记载。曲的发现是我们的祖先在实践中长期观察、总结的结果,是制酒史的一个转折点。此后,我国酒的生产与制曲密不可分,而且酒的品种与质量的发展,主要是通过曲的生产与改进来进行的。
  周代不仅有“酒正”、“浆人”、“大酋”、“酒官”等专门掌管酿酒的职官,《礼记·月令》中已有了十分精辟的制酒经验总结:“乃命大酋,秫稻(指制酒的原料)必齐,曲糵必时,湛炽必洁,水泉必香,陶器必良,火齐(指发酵时温度掌握)必得,兼用六物。大酋监之,无有差贷。”这里把制酒中各方面应注意的事项都已讲到了。按这类方法生产出的酒又分为三类:“事酒”可能是普通的连糟酒,“昔酒”,可能是陈年老酒,“清酒”,可能是滤出渣滓的酒。
  酒在存放过程中会产生“酯化”现象,增加酒的香味。由周代“昔酒”的名称,可知道周人已经有了这种经验,开始研究吃“陈年老窖”了。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的战国中山国墓葬中曾出土了两壶酒,至今酒香犹存。据分析,这酒中除含酒精外,还有糖和脂肪等十多种成分,是一种曲酿酒。这是研究我国乃至世界酿酒工业史极为可贵的实物资料。
    秦汉以后,酿酒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制曲业的兴盛和曲的种类的增多。适于北方使用的大曲和适于南方使用的小曲,在魏晋时均已有了全面的发展。有了各种特点的曲,就可以酿造出风格各异的酒。
    汉代的《方言》与《说文》中所记的各种曲的名称已将近十种。北魏的《齐民要求》一书更有专门一卷记述造曲酿酒,其中共介绍了十二种造曲法,有的方法至今仍在我国农村中使用。宋代朱肱写的《北山酒经》中介绍了十三种曲的制法,曲中都加了一些药物,如川芎、白术之类,这就更可增加酒的特色,而且与近代所用的酒曲基本一致了。
  三、最初酒是连糟一起吃的
  从殷周到唐代的酒,虽有种种不同,但都是以谷物酿造的。也就是今天的黄酒类型,含酒精浓度不高,有糟,并不是今天常见的蒸馏酒。最初的酒,是连糟一起吃的。为此,唐代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 《周记·天官·酒正》注:“醴犹体也,或而汁滓相将,如今恬(甜)酒矣”。这种酒每家可自行酿制,犹如今天民间蒸醪糟一般,这种特点,在古代文献中常常可以见到。例如:以饮酒闻名的陶渊明,有“舂秫做美酒,酒熟吾自斟”《和郭主簿》的诗句。表明他所饮之酒,无须去酒肆购买,乃是自酿。王安石《江上》的“村落家家有浊醪”;陆游《游山西村》的“莫笑农家腊酒浑”,都是写的农家生活,所饮的就是连糟一起吃的浊酒。
  历史上最著名的酒客刘伶,曾写过有名的《酒德颂》,其中有“枕曲籍糟”之句,很客观地反映出了当时酿酒必用曲、吃酒连糟吃的实况。为此,古代文学作品中,将饮酒称为吃酒,是有其人文和历史缘故的客观反映。
    当然,也有把糟滤掉的。李白在《行路难》中说:“金樽清酒斗十千”,就是用高价去买去糟的“清酒”喝。杜甫在《羌村三首》中说:“赖知禾黍收,已觉槽床注”。其中的糟床,就是用来压榨过滤酒糟的。
  古代还有许多豪饮的记载,动辄就是几斗几大碗,甚至以“石”计。如西汉的于定国、东汉的卢植、曹魏的刘伶,据说分别有“至数石不乱”,“能饮一石不醉”,“一饮一石”的海量。这些记载虽有夸张之处,但如果知道他们所饮的都是含酒量不高的黄酒,也就不足为异了。
  酿造酒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酒类,因为酒中之糟要用压榨法除去,故而又称为压榨酒。这类酒在今天的代表就是属于绍兴著名的绍酒。如果追溯历史,南朝梁元帝萧绎在《金楼子》一书中就已有“山阴甜酒”的记载,可知绍酒被民间称为“老酒”,确实名不虚传。
  由于古代酿造酒含酒精不高,含酒精在13—20%左右,好酒者深感不足。于是从周代起,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探索提高酒中的含酒精浓度的办法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二年》有“见于尝酎”之载。《汉书·景帝纪》有“高庙酎”之载。这类“酎”酒,据《说文》和《广韵》的解释,就是以酒作为水再重新酿造之后的高级酒。
  古人以为,这样反复酿造之后,会使酒味更加浓烈,可事实上效果都很不理想。这是因为酒精本身具有抑菌作用,当酒精成份达到10%以上时,酵母菌就停止繁殖;发酵作用不可能迅速进行,酒精浓度也就不会有多大的提高。要增加酒精含量,必须另寻新路。经过多方探索,终于产生了蒸馏酒,也就是今天的烧酒,酒精含量可达60%以上。
  四、烧酒制作何时横空出世?
  烧酒是在酿造的基础上加热蒸馏而成的,在蒸馏过程中可除去过多的水份,极大的提高酒精的浓度,以致点火可以燃烧,故而称为“烧酒”。这种酒的制作是何时发明的,学术界至今尚无一致意见。
  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卷二十五中曾明确说过“烧酒非古法也,自元时始创其法。”然而在唐代就有了“烧酒”或“白酒”的名称,如白居易《荔枝楼对酒》:“荔枝新熟鸡冠色,烧酒初开琥珀香”。李肇《唐国史补》:“酒则有……剑南之烧春。”而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认为烧酒是指红色的酒。
  这“烧酒”是否指蒸馏酒呢?不能肯定,至今也尚无发现宋代以前蒸馏酒或蒸馏器的实物,因而尚无充分的根据确定蒸馏酒产生于元代之前。不过,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法医学著作《洗冤集录》,写于南宋,其中有对毒蛇咬伤的解毒法,即“令人口含米醋或烧酒,吮伤以吸拔其毒,随吮随吐。”这里的“烧酒”肯定是含酒精较浓的烈性酒,才能有消毒的功效。1975年,在河北青龙县出土了一套铜制蒸酒锅,经鉴定,确认为金代遗物,其铸造年代不会晚于金世宗大定年间,相当于南宋初年。由此可以推知,烧酒的产生,肯定不晚于南宋。
  烧酒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酒类,宋元以后,发展极快。因其原料、水质、曲种、蒸馏、贮存、勾兑等一系列工艺流程的不同,从而形成了我国以茅台酒为代表的有各种独特风格的若干品种。
    五、葡萄美酒夜光杯
    唐诗中脍炙人口的名句: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中的葡萄酒,是何时开始酿造的,曾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。
    野生葡萄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存在,但品种不佳,未被祖先所利用。汉代张骞通西域时,从西域引进了栽培葡萄。当葡萄在我国逐渐普及后,东汉时期西北地区就开始酿造葡萄酒了,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七引《续汉书》中记载:“扶风孟佗,以葡萄酒一升遗张让,即拜凉州刺史。”这是目前已见到的我国最早的关于葡萄酒的记载。
    三国时,魏文帝曹丕曾召群臣说:“且说葡萄,……酿以为酒,甘于曲蘖,善醉而易醒,道之固以流涎咽唾,况亲食之耶!”(《魏文帝集·卷一》)。这是我国酿造葡萄酒的最早记载。由于葡萄在我国一直没有大面积的种植,加之多按照我国传统酿酒方法用酒曲发酵,破坏了葡萄酒的美味,因而一直发展不快。
  葡萄表面就带有酵母菌,自行发酵所酿之酒味道更美。这种不用曲的酿酒在古代也有,但不普遍,被称为“真葡萄酒”。唐太宗曾从西域高昌引种优质的“马乳葡萄”品种和酿酒法,在宫中酿成“味兼醍盎”的葡萄酒,“颁赐群臣”,京师始“识其味”(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四四引《唐书》),可能就是用的无曲酿造法。
  唐诗中的“葡萄美酒”,则可能是我国所酿造的真葡萄酒,也可能是来自西域。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还提到过用葡萄制蒸馏酒的方法,这正是欧洲白兰地酒的前身,不过在我国未能推广。我国大规模酿造葡萄酒,则是近代才有的事。1895年在烟台开办的张裕酿酒公司,是我国第一家使用现代工艺技术的葡萄酒厂。
  中国酒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酒的起源,也随着我国人类的进步在发展,也是我国人文的重要表现形式。
(原载《河套酒文化》第三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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